乾隆皇帝晚年自诩十全老人，自认为一生四征六剿，对内治理有方，对外武功显赫，清王朝在其治下达到空前全盛。

　　然而历史的烽烟散尽后，我们再审视这段历史，却发现所谓的盛世之下暗流涌动，边陲之地更是民不聊生。

　　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襄阳白莲教徒不堪官府压迫，奋而起义，转瞬间席卷川陕楚五省。

　　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如同在歌舞升平的盛世宴席上抛下的一颗炸弹，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暴露无遗。

　　朝廷为起义，调集重兵，历时五年，耗费白银两亿两，伤亡将士无数，才将这场大火扑灭。

　　本文将试图解答这样一些问题，让我们透过表象深入本质，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这段纷乱的岁月，揭示乾嘉盛世繁华背后的一段尘封往事。

　　哪怕是在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下，这里仍然上演着另一番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

　　清入关后，随着户口的迅速增加和垦殖面积的扩大，川陕楚地区的人口数量迅速膨胀。

　　据《清实录》记载，仅陕西汉中府一地，从康熙三十二年到嘉庆二十四年的一百多年间，户口就从10万猛增到154万，增长了14倍有余。

　　然而脆弱的生态环境根本没办法承载如此之多的人口，粮食产量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许多农民辛勤劳作一年，所得却难以果腹。

　　加上山高路远，盐税重于他省数倍，许多农民被迫逃粮避役，成为四处流窜的流民。

　　据统计，仅乾隆年间，陕西一省就发生水旱灾高达39次。天灾带来的饥荒使得社会动荡加剧，大批灾民成为流民，在深山老林中搭建简陋的窝棚，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这种情况就导致了在乾嘉年间，川陕楚山区人口急剧增长，而耕地面积增长缓慢，由此导致人地矛盾空前尖锐。

　　人口剧增，生产资料不足，加之官府统治力量的薄弱，自然引起了局部的急剧动荡。

　　据乾隆五十三年陕西兵备道的报告说，川陕楚交界一带向来就是强盗窝，常常会出现贼影，盗案不断。各路地痞无赖横行乡里，欺男霸女的事儿没少干。

　　光绪年间编的《南郑县志》就更是一语切中要害:乾隆的时候，陕西两边的地方恶霸，比苗、寇还要凶悍。

　　嘉庆时陕甘总督董教增还跟皇上说:南山强盗最多，尤其是陕西跟川陕交界的地方更厉害。山高林密，强盗很容易藏起来，官兵都找不到。可见当时的治安有多乱。

　　碰上这种情况，官府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据乾隆三十八年的总督奏折，当时南郑一带兵马单薄，差役又少，很难，盗匪越来越猖獗。

　　嘉庆二年，四川总督赫德去南江等县视察，发现那里的州县衙门都很空虚，驻军也单薄得很。强盗一来，大家就关门闭户，根本不去抵御。

　　就连州县衙门都成了土匪抢劫的对象。道光年间甚至还发生了当地土匪光天化日闯进县衙，把县太爷都给掳走了。

　　据《清稗类钞》记载，兴山县当知县的赵某，跟当地土匪勾结在一起，不但不带头剿匪，反倒借机敲诈勒索，狠宰百姓。

　　陕甘总督阿桂在奏折里直言不讳：州县不好好管理，军营废弛，盗贼才敢猖獗，地方官难辞其咎！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老百姓对官府更是不信任，反而把土匪当作劫富济贫的英雄，有些甚至跟着土匪去抢劫。

　　也就在这时，中国古老的、不在造反就在造反的路上的白莲教又有了抬头趋势。它给了不少快活不下去的农民一点盼头。

　　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后这个教派也没能把中国的历史翻个个，但是它兴起和传开的过程，还真是把当时社会的那些个深层次矛盾和老百姓的艰难日子都给照出来了。

　　白莲教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的那些想法，其实是从佛教里那个弥勒佛的说法借来的。

　　他们把弥勒佛下凡救世的想法和我们中国老百姓平常信的那些东西掺和在一起，就整出了自己的一套说法。

　　白莲教主要就是说：世界快完蛋了，马上就要大灾难；弥勒佛要来救你们了；只要信了，好好修行，就能得救，还有一点很重要，他们提出了人人都是平等的，大家要互相帮助。

　　这些话说的简单，老百姓一听就懂，特别是那些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听着就觉得有道理。

　　也就是这时，白莲教的人就挨家挨户地去宣传他们的想法，没多久就有不少人信了。

　　白莲教也挺聪明，现在过年过节搞促销，他们过节的时候也搞活动，比如元宵节就搞个走莲灯，既热闹又不容易被官府发现。

　　他们说的那些世界末日来了，但咱们能得救的话，给了农民们一些希望，让他们都觉得再难的日子也得咬牙挺过去。

　　同时，白莲教还组织了些类似于互助会的活动，大伙儿互相帮助，多少能让日子好过一点。

　　他们总说人人平等，这可让那些一直被人瞧不起的农民们听着特别舒坦，心里开始琢磨：凭啥现在的社会是这个样子？虽然白莲教一开始不是想闹革命，但是他们说的那些话里头，对现实不满意，对未来有期待的意思可不少，这就给后来农民们造反提供了思想上的底气。

　　当然，白莲教也不只是单纯在川陕老林地区搞事情，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甘肃、四川、湖北、安徽等地都有大量的白莲教徒。

　　1775年，他就以混元教案为借口，抓了白莲教的头头刘松，把他流放到甘肃的穷乡僻壤。但刘松的徒弟们可没闲着，他们继续在各地发展组织，准备起义。

　　他们还说有个叫王发生的教友是明朝皇室后裔，想要推翻清朝复辟明朝。可惜事情败露了，1793年官府把他们抓了，只有刘之协趁乱跑掉了。

　　刘之协逃跑后继续四处活动，宣传说灾难即将来临。他还说有个叫王廷章的人其实是明朝后裔，刘松的儿子是弥勒佛转世来保护王廷章的。

　　这招儿跟元朝末年刘福通搞红巾军起义时用的差不多。结果呢，信教的人慢慢地多，影响越来越大。

　　清朝政府一直在打压穷苦百姓。乾隆皇帝得知刘之协跑了，坐立不安，下令大规模抓捕白莲教徒。地方官借机敲诈勒索，只要给钱就没事，不给钱就说你是白莲教徒。

　　有的官员特别凶残，抓了几千人，富的家破人亡，穷的直接死了。这么一搞，老百姓对官府更反感了。

　　刘之协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和其他几个头头商量，定在1796年3月10日起义。但是湖北那边官府对白莲教徒逼迫得太狠了，连生计都没了。

　　所以刘之协的徒弟们决定提前在正月十一就起义。湖北宜都、枝江两个县先喊出了的口号，这就是清朝中期白莲教大起义的开始。

　　宜都、枝江起义的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长江两岸，各地的白莲教组织听说后也纷纷起义。

　　清廷见状急忙调兵遣将去：湖北巡抚和荆州将军去宜都，湖广总督去围剿当阳，还派了好几个将军带兵前往湖北协助。

　　三月，王聪儿、姚之富这边也按原计划在襄阳黄龙垱一起起义，没几天就聚集了好几万人。

　　五月，又有人在湖北孝感和宜昌起义。这下子汉水两岸的义军是慢慢的变多，声势越来越大。

　　其中襄阳黄龙垱这支最厉害，不光人多，组织还好，打仗也灵活。他们推举王聪儿当总教师，统一指挥，东征西战，把清军打得够呛。

　　表面上确实是声势浩大，实际上各个教派之间他是没有统属关系的。我们都先不说不同地方，就是一个县里的几股起义军都很少联系。

　　打仗的时候往往就守着一个寨子或一座城，这就给了清政府分区围剿、各个击破的机会。

　　都说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襄阳义军的首领们就开始学聪明了。他们意识到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得联合起来。虽然最后也没完全联合好，但这个想法是很可贵的。

　　他们还采取了灵活的打法，敌人来就跑，敌人累了就打，有效地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

　　除了军事上的调整，襄阳白莲教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也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整顿组织、严明军纪。

　　正是靠着这些灵活的打法和严格的纪律，襄阳义军一次次冲破了清军的围剿，越打越强，控制了湖北西北部和河南南部的大片地区，严重威胁了清政府在中原的统治。

　　更让清政府头疼的是，那些首领牺牲后四散逃命的义军并没放下武器，而是跑到四川、陕西去了。

　　于是他们调整策略，改成重点攻剿，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湖北的主力 姚之富、王聪儿领导的襄阳起事军上，不惜花大价钱派重兵追剿。

　　谁知道襄阳义军突然渡过襄河，往谷城、光化那边去了，把清政府精心设的圈子给突破了。

　　姚之富和王聪儿觉得湖北的清军太多了，而且起事军各自为战不太好，就决定往西边的陕西、四川去，想跟那边的起事军联手。

　　1797年初，襄阳起事军分成三路撤出湖北，他们互相配合，顺利通过河南，在陕西会合，然后又分头南下四川。

　　这下总算甩掉了追击的清军，在东乡跟四川的两支起事军会合了，这就是有名的六月东乡会师。

　　清政府的重点攻剿计划失败了，统帅惠龄没干半年就被撤职了，换了个叫宜绵的接班。

　　不过说实在的，这个整顿还是没能做到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组织还是挺松散的。

　　正当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怎么合作的时候，清军悄悄地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想一口气消灭起事军。

　　王聪儿他们很机智，转向北边进了陕西，跟李全的队伍会合，重新分配了队伍，然后翻过大巴山，在川陕边界活动。

　　清军的计划彻底落空了，宜绵也因此被革职。清军换了好几个将领，都没啥成果。

　　原来起事军打仗非常灵活，不正面迎战，不走平原，几百人一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而且老百姓还帮他们，要吃的给吃的，要喝的给喝的，还有人有消息就给起事军报信。

　　反观清军，装备笨重，动作慢，还总是抢老百姓的东西，奸淫掳掠，把老百姓都得罪了。

　　就像清政府一个官员抱怨说：贼人吃得饱，我们的兵饿肚子;贼人休息好，我们的兵累得要死，胜负已经分了。

　　他一上任就组织了起义以来最强的围剿。他调清军主力集中在陕西，跟四川的清军南北夹击在川陕边境活动的襄阳起事军，局面慢慢好转了。

　　1798年初，双方在汉水附近打了一场大仗，叫汉中大战。

　　起事军因为李全那边在焦家镇、圪子村打输了，只好退到湖北。结果王聪儿他们被清军和当地地主武装围在郧西三岔河一带。

　　王聪儿、姚之富突围失败，顽强抵抗，损失很大。清军包围圈越来越紧，起事军箭用完了，粮食也没了，情况很危险。

　　襄阳起事军其他部队则在王廷诏、李全、高均德等人带领下，又从湖北出发，经过陕西，再次进入四川，和罗其清、徐天德等部队会合，继续坚持反清斗争。

　　早在东乡会师前后，四川的起事军可是打得挺顺的。年初的时候，徐天德就打败了四川总督英善组织的大规模围剿，为湖北起事军进四川铺平了道路。

　　东乡会师后，冷天禄一鼓作气占领了临江，在巴蜀地区名声大振。特别是王廷诏、李全、高均德等带着襄阳起事军的剩余力量加入进来，更是如虎添翼。

　　清政府一开始忙着集中兵力围剿襄阳军，为保护中原地区的安全，没空派大军去四川对付那边的起事军。等到王聪儿在汉中失败后，各路起事军都跑到四川去了，清廷这才急急忙忙调兵进四川，想要一口气把起事军都消灭掉。

　　但是，从1798年3月到1799年正月最近一段时间的战况表明，清政府想达到这个目的可没那么容易。

　　虽然清军有一些战绩，比如击毙了林亮功，抓住了王三槐，杀了罗其清和冉文俦，还平定了川北，但还是改变不了在四川被动挨打的局面。

　　清廷高层都急了：新起来的叛军比剿灭的还多，越剿越猛，花钱没效果，叛军越来越厉害，我们的兵越来越怂，再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

　　最后连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都没能看到平定白莲教起事就去世了，临终前还觉得遗憾呢！

　　于是他改变了以前只知道军事的政策，开始采取和安抚并用的策略。他发布了罪已诏，告诉天下人除了对头目严惩外，其他被裹挟的教徒就不追究了，想分化瓦解起事军队伍。

　　他还下令抓捕那些惹事的官员和剿杀不力的将领，一种原因是给老百姓看，另一方面也是警告那些不尽力的将军们。

　　最后，他还处决了当了二十多年的大贪官和珅，没收的家产相当于国家20年收入的一半还多，当时人们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接着，清政府又开始更紧锣密鼓地。1799年正月，嘉庆皇帝任命勒保为经略大臣，统管五个省的军务，还提拔了几个将领，都派到四川去了。

　　这样一来，原先各路军队指挥不统一的问题就解决了。同时，他们还鼓励地主组织武装，帮助官兵剿匪。在起事军活动的地方，清军一方面说免除被叛军骚扰地区的赋税来收买人心，一方面又实行坚壁清野和筑堡困守的政策，想切断起事军和老百姓的联系。

　　四川起事军徐天德在长寿县几次打败清军的堵截，巧妙地跳出包围圈，跑到湖北去了。

　　另一支主力在冉天元带领下，打起了游击战，在川、陕、甘一带活动，把清军搞得疲于奔命。

　　这时候，因为勒保治军太严，惹得手下不满，就以浪费军饷、玩忽职守为借口告他的状。

　　这次换将对清军士气有点影响，但起事军的处境也慢慢变得难了。清军的坚壁清野政策开始见效，起事军吃不上饭，行动也不方便。

　　正打得激烈，地主武装头子罗思举带着4000乡勇杀过来，起事军阵脚大乱，冉天元被抓住牺牲了，这就是有名的马蹄大战。

　　从此以后，起事军力量越来越弱，也慢慢变得分散，清政府这才松了口气，觉得局面稍微稳定了点。

　　1800年4月以后，起事军各部分散作战，声势已经大不如前了。但他们还是坚持在巴山老林和南山老林一带活动，把清政府搞得提心吊胆的。

　　后来又和张士龙、再学胜一起打了甘肃的清军，杀了一千多敌人。他们又转战到陕西，在法宝山又打败了清军，杀了好几个清军将领。

　　活跃在川、楚、陕边界的四川起事军徐天德，也先后在马家营和竹溪打了两场胜仗。第二年夏天，徐天德在陕西西乡县过河的时候不幸淹死了，他的弟弟徐天寿、徐天培带着人继续战斗。

　　从这以后，起事军的处境更艰难了。没吃的，没物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人数也急剧减少。到了1803年，只剩下一千多人了。

　　1805年夏天，轰轰烈烈的白莲教农民大起义，终究是在清政府的血腥下失败了。

　　白莲教起义这事就是个典型例子。他们失败不是因为一个大问题，而是一堆小问题累积起来的。

　　首先，他们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各地起义都比较分散。再加上组织不够严密，军事指挥系统也不健全。

　　既然民不聊生，那么人口为什么大量增长？人口大量增长，说明确实是康乾盛世！

　　乾隆預計到了“和珅倒，嘉慶飽”，卻沒想到為了平定一個白蓮教，把“和珅倒”掉出來的財富都給耗費掉了不少。